青藏高原古代人群演化與考古文化譜系考古學作為探索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的重要學科，在揭示中華民族悠久歷史、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作為國家支持的重大科研項目，“青藏高原古代人群演化和考古文化譜系研究”通過系統的考古學調查與發掘獲取青藏高原及周邊地區各遺址豐富的早期人類、動植物遺骸及考古文化遺存等樣本材料；綜合考古學、年代學、古環境學的研究方法，重建青藏高原萬年來考古學文化序列，探究該區域人群的技術文化與適應性生存方式的演變情況；重點通過延展與創新分子古生物學技術以獲取相關線粒體、核基因組數據，探究青藏高原及周邊地區萬年來不同時間和區域人群的遺傳特點、遷徙模式、演變過程及高原適應性基因的演化特點。
吳曉杰：康熙《御制論地理水源文》對西藏的認知與話語西藏包括衛、藏、阿里及康區部分地區。康熙末年清軍“驅準保藏”后不久，康熙皇帝從地理水源、佛教意象、《禹貢》知識和史傳記載等角度入手，全面論證了西藏與中原在地理、歷史方面的聯系，此即《御制論地理水源文》。康熙皇帝借助《禹貢》地理知識系統和佛教傳說，視衛、藏、康為上古三危之地，納入九州，豐富了西藏作為中國整體疆域一部分的認知與話語。
鄂崇榮、高文俠：中華民族共同體視域下“河源昆侖”的歷史實證與價值“河源昆侖”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史上的重要命題，寄寓了“山河一體”“天下一家”等價值觀念，寄托著追求“大一統”的崇高理想。歷史上，眾多民族共探河源、共尋昆侖，反映了中華民族“同源共祖”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認同，是各民族“五個共同”的生動體現。新時代，深入挖掘“河源昆侖”的文化內涵，闡發“山河一體”的價值意蘊，將為增強中華文化認同、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提供深厚滋養。
卜令全：堅持問題導向，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2024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明確提出了新時代新征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總體要求。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是一項系統性工程，要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堅持問題導向、有的放矢，著力解決好理論支撐、文化認同、經濟建設、法治保障、社會治理、國際傳播等重大現實問題，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不斷走向深入，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匯聚磅礴力量。
張長虹：從青藏高原東部摩崖石刻看華嚴思想在吐蕃的流傳唐代華嚴思想在吐蕃的流傳，因資料零散和證據缺失，學界對之關注較少。青藏高原東部地區發現一批吐蕃時期的佛教摩崖石刻，其中出現最多的題材為毗盧遮那造像，其作為主尊既以單體出現，也搭配以八大菩薩、二菩薩或十方佛等組合出現，有時還伴出有古藏文刻經。經研究，文章認為其中與八大菩薩和十方佛組合的毗盧遮那造像即是《華嚴經》塑造的最高崇拜對象毗盧遮那佛，也譯為盧舍那佛，與之同時出現的古藏文刻經《普賢行愿王》和《毗盧遮那及眾眷屬贊》一起，反映了8世紀下半葉至9世紀上半葉華嚴思想在吐蕃的流傳。類似造像題材和與刻經相似漢藏譯本在敦煌的發現，展示了漢藏佛教文化深度交流的冰山一角。
林松：張蔭棠與清末西藏興學之風光緒三十年（1904年），清朝派唐紹儀為全權代表，率領參贊梁士詒、張蔭棠前往印度與英方談判。次年，唐紹儀奉調回國，留張蔭棠與英方續商。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中英續訂藏印條約》簽訂后，清朝派張蔭棠以五品京堂候補并賞副都統銜入藏“查辦藏事”。
狄鴻旭：清代邊疆治理中的理藩院?秦漢以來的中國歷代王朝，均高度重視并致力實現廣闊疆域下的邊疆有效治理。歷朝都設有機構或者官職負責民族和邊疆有關事務，如秦設“典客”、漢設“大鴻臚”、隋唐設“鴻臚寺”等。但是，由中央設置專職機構，并向各地派員，同時統籌協調各方面關系，形成一套橫縱一體的系統邊疆治理機構和機制，則以清代的理藩院最為典型。理藩院初名“蒙古衙門”，崇德元年（1636年）設立，崇德三年（1638年）更名理藩院，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改稱理藩部。理藩院是清朝管理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邊疆和民族事務的主要機構，并承擔一定外交職責，在清代邊疆治理中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
端德康珠維丹、圖登克珠：西藏人權事業發展為全球人權治理提供新范式西藏人權事業的發展，是社會進步和繁榮的生動寫照，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篇章。自1951年和平解放以來，特別是1959年實行民主改革以后，西藏各族人民的人權保障實現了全面進步?；仡欉@一歷史進程，有助于我們全面認識西藏社會發展的偉大成就，深刻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保障人權方面的巨大優越性。
李靜、何逍年：青藏高原東端大通河流域的民族流動與文化融合研究文章以區域自然環境與地方社會間的關系入手，聚焦地處河西走廊和湟水谷地過渡帶的大通河流域，深入分析當地如何在自然環境的影響下形成區域內頻繁的人口流動、民族遷徙與文化交融。由于地方環境對人類生產活動的強制約因素，造成了大通河流域及其周邊地區演變出“人隨地變”的穩定區域經濟結構。在人口流動與經濟穩定的社會結構中，大通河流域及周邊地區最終形成了一種不囿于單個民族文化邊界，多民族文化共創、共享到共融的區域文化同一性特征。作為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歷史縮影，大通河流域所反映出的特點，將有助于我們進一步加深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認識和理解。
呂昭義：民國特使察隅巡邊標界史實續考新發現的四川護理總督胡景伊等于1912年10月20日致袁世凱及國務院的電報，可對民國元年特使蔣鳳祺赴察隅南境巡邊標界作進一步考釋。針對1912年初英印派遣軍隊非法侵入察隅南境，蔣鳳祺奉命巡邊，識破英印軍非法在傳統習慣線以北搶占要地的戰略意圖，于亞必曲龔豎立中華民國界牌。該電報是確證我國領土主權的重要歷史證據，能夠進一步揭示英印“戰略邊界計劃”和非法的“麥克馬洪線”的侵略性與擴張主義本質，深化對當時川滇兩省西征的認識。
熊文彬等：西藏的漢傳佛教新樣文殊圖像遺存與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近來，學術界在西藏日喀則市的夏魯寺、白居寺、頓覺寺、曲林貢薩寺和山南市的覺拉寺等5座寺院發現了7處新樣文殊的雕塑和壁畫遺存。文章通過實地調查、對圖像和文本的梳理和比較，同時在吸收既有成果的基礎上首次對這些遺存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梳理。初步研究顯示，這些遺存都是元代至清代不同時期和藝術風格的作品。其題材和圖像組合淵源于敦煌莫高窟的漢傳佛教新樣文殊，經過西夏和元初的融合，形成了最早的藏傳佛教新樣文殊作品，而后傳入西藏，其中薩迦班智達和八思巴等薩迦派上層人士應在其形成和傳播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西藏現存新樣文殊遺存主要流行新樣文殊五尊像，藏文文獻將其命名為“獅子語文殊主眷五尊”。通過白居寺祖拉康二層羅漢殿彩塑和覺拉寺壁畫可知，西藏五尊像的流行與西藏自吐蕃以來對五臺山文殊的信仰直接相關。新樣文殊組像的構圖、人物造型、在佛殿和壁面配置的位置雖不完全相同，應出自不同的粉本，但其題材和風格都體現出藏漢藝術融合的顯著特點，是西藏在既有傳統和審美文化基礎上對漢傳佛教新樣文殊進行完美整合的結果，其中體現出漢族、于闐人、黨項人、蒙古族等多民族文化的顯著元素，充分體現出西藏地方對多民族文化和藝術的認同，因此是藏傳佛教藝術中西藏歷史上與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例證，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值得進一步挖掘和研究。
勵軒 | 一體與多元之間：全面抗戰時期藏族人士的“中華民族”觀念全面抗戰爆發前，一些旅居內地的藏族宗教、政治與文化精英已頻繁接觸“中華民族”概念與話語，形成了多元一體式的“中華民族”觀念。隨著全面抗戰爆發，藏族人士對“中華民族”相關概念的使用更為頻繁，并且超越了地域與派系界限，來自衛藏、康巴和安多的藏族人士均自覺運用起“中華民族”概念與話語，強調中華民族的一體性，表達與各族人民團結抗戰的決心。不過與當時國統區盛行的中華民族一元一體論調不同，一些藏族人士并不認為中華民族建設要以否定各個民族的民族地位為代價，他們在肯定中華民族一體性的同時，也發出要求尊重中華民族多元性的聲音，并在抗戰勝利前夕聯合其他少數民族人士共同推動國家認同建設理念的轉向。
張子凌：星槎歸處是家山——于道泉海外家書（1935—1936）拾遺本文首次披露了1935至1936年全面抗戰前夕于道泉留法時致家人的二十七封書信，其中包括致妻子顧文波十二封（其中一封為世界語，一封未寫完）、妹妹于式玉八封、弟弟于道源六封、兒子于培新（信）一封。這些家書深刻道出了他在海外求學期間對家人的親切關懷、對學術研究的執著追求，以及在中國社會劇烈動蕩背景下個人情感宣泄與學術使命擔當的復雜交織。這一時期正值日本侵華步伐加快，民族危機日益深重之際。于道泉身處海外，心系家國，這些家書不僅反映了他的情感世界，也折射出民國知識分子在特殊歷史時期下的個人命運與家國情懷。
吳蝶蘭：西藏傳統音樂與現代交響樂的邂逅近日，由中央音樂學院、西藏自治區文化和旅游廳主辦，西藏自治區歌舞團出品的國家藝術基金資助項目——交響樂《祖國的西藏》在中央音樂學院歌劇音樂廳演出。該作品以傳統管弦樂為創作構架，巧妙融入了石琴、扎念琴、嗶旺琴、熱瑪琴、果沃琴等西藏傳統樂器，從歷史、文化、風光與新時代西藏風貌四個維度描繪了西藏的壯美畫卷。作品由四川音樂學院副教授郭三剛與西藏自治區歌舞團一級指揮石建平聯合創作，中央音樂學院指揮系教師李京展擔任指揮。
莫家莉等：數智時代邊疆治理歷史檔案編纂價值共創機理及模型研究邊疆治理歷史檔案是維護國家安全、構建民族記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助推邊疆治理現代化的基礎性支撐資源。充分挖掘檔案潛在價值，借助大眾智慧實現檔案價值共創和協同創新是未來發展趨勢。本文基于邊疆治理歷史檔案編纂現狀以及國家法律政策和信息技術支持，將價值共創理論引入邊疆治理歷史檔案編纂，從價值共創視角分析檔案編纂價值共創體系結構、功能及其運行機理，進而提出以多源異質資源整合為核心層、多元主體互動協作為基礎層、共創生態環境為支撐層的價值共創模型，并在價值共識、價值共生、價值共贏的行為邏輯框架指導下，從制度政策、輿論宣傳、數字化編纂、編纂質量控制、編纂成果呈現及推送等方面構建價值共創路徑。
李曼麗：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廣的政策演進、時代轉型與教育使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國式現代化的新發展階段，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推廣與教育如何守正創新、同向發力，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缡兰o以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以普及為基本理念進行推廣，為提高各族人民文化素養發揮了重大效能。結合政策演進邏輯和時代轉型需求，全民終身學習氛圍下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政策應持“推廣即教育”的理念，關注全民通識性數字讀寫能力發展、民族互嵌式社會結構的語言認同和教育公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語言敘事和數字煥活等教育使命，加快促進語教融合。
李尚旗等：講好中國西藏故事的策略探討?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碑斍?，中國正處于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面臨日益尖銳復雜的國際政治斗爭形勢，掌握國際話語權的緊迫性日益凸顯。西藏是我國重要的國家安全屏障，在黨和國家戰略全局中居于重要地位。講好中國西藏故事，全面增強國際話語權顯得尤為重要。
?黃希：科技點金重現高原絲路文明之冠青海省烏蘭縣泉溝一號墓出土王冠保護修復工作由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子實驗室——文物保護修復實驗室承擔。作為國內最早以科學研究為指導思想的文物保護修復機構，文物保護修復團隊如同“考古醫院”的全科醫生，曾先后參與了安陽殷墟、洛陽二里頭、襄汾陶寺、江西?；韬钅?、貴州遵義土司墓等重要考古遺址出土文物的“搶救和修復手術”。從“病害”診斷到“手術”方案，從材料研發到精密修復，構建了全流程保護修復技術體系，位列國內文物修復技術第一梯隊。
馬戎：如何推動新時代我國民族問題研究的創新發展習近平總書記2021年8月在中央第五次民族工作會議上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綱’，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要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要在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學習教育中，深入總結我們黨百年民族工作的成功經驗，深化對我們黨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研究?！?023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要構建科學完備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要立足中華民族悠久歷史，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遵循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科學揭示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道理、學理、哲理。要優化學科設置，加強學科建設，把準研究方向，深化中華民族共同體重大基礎性問題研究，加快形成中國自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史料體系、話語體系、理論體系。”
胡康：《河源志》所見忽必烈經略吐蕃史事考至元十七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遣都實考察黃河源頭，此次考察除探查河源，兼有經略吐蕃的目的。都實一行深入黃河腹地，沿路勘探，就是為進一步經略朵甘思做準備。在黃河沿線設置驛站，不僅可以使元朝勢力深入朵甘思腹地，還有利于強化對朵思麻諸部落以及烏思藏的控制。都實考察后，黃河道正式開通，元朝不久之后在朵甘思黃河河段設置了驛站。依據《河源志》提供的線索，可以將吐蕃等路宣慰司的設置時間進一步限定在至元十七年到二十五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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