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維霖 | 影像資料：解碼藏學研究的視覺密鑰2025年適逢西藏自治區成立60周年。作為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成功實踐的典范，西藏在過去一甲子的歲月里實現了社會制度的根本性變革和經濟文化的跨越式發展。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影像資料（包括靜態攝影、動態影像、遙感數據及數字化檔案等）不僅客觀記錄了西藏的社會變遷，更因其直觀性、實證性和可重復驗證性，逐漸成為藏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類型。在數字化時代，影像資料的價值愈發凸顯，成為研究西藏社會變革、文化傳承、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
張子凌 | 西藏影像創作的本土化探索：紀實、敘事與視覺表達的嬗變西藏，這片聳立于世界屋脊的土地，長期以來在影像表達中承載著多重想象與投射。從上世紀外來者鏡頭下的“異域奇觀”，到如今本土創作者主動掌握影像話語權，西藏影像創作經歷了一場深刻的本土化嬗變。這一過程不僅是藝術形式的演進，更是一場文化自覺與身份認同的視覺建構。本文將從紀錄片、影視劇、攝影三個維度，系統梳理西藏本土影像創作的發展軌跡，剖析其面臨的現實挑戰，并探討在全球化與數字化浪潮中，西藏影像如何保持文化主體性，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陳萬儒、蔣尉：把雪域高原的自然美景保護好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對西藏生態文明建設作出了一系列戰略部署，制定出臺了一些列重大政策舉措。6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給西藏林芝市巴宜區林芝鎮嘎拉村全體村民回信，強調“把雪域高原的自然美景保護好”。要將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回信精神同學習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全面貫徹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結合起來，站在保障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歷史高度，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進一步推進西藏生態文明建設，推動青藏高原生態保護和可持續發展不斷取得新成就。
李錦：青藏高原非遺保護對人類文明多樣性有何獨特貢獻？青藏高原被稱為“世界屋脊”。漫長歷史中，各民族在此遷徙、融合，適應其獨特自然環境，形成豐富的生產生活習俗和文化傳統。青藏高原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作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產物，充分延續中華民族優秀傳統，展示出文明的多樣性、豐富性與可持續性，對其的研究保護也具有全球性參考價值。
次仁卓瑪、達寶次仁：西藏自治區成立60年來宗教工作的偉大成就巍峨珠峰見證歷史變遷，滔滔雅江訴說時代新篇。西藏自治區成立60年來，在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指引下，西藏宗教領域取得偉大成就，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宗教事務管理全面納入法治軌道，藏傳佛教中國化持續深入推進，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新局面不斷鞏固發展。
張云、楊婭：康藏史研究的理論、方法與創新實踐——兼評石碩教授主編《康藏史》?區域史研究是中國歷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環，而對多民族聚居并頻繁流動地區的研究，更是深刻認識中華民族形成發展歷史的一個獨特視角，有著特別的意義，康藏史研究便是這類區域史研究中的一個典型。
張臨希：廟會影響下的近代北京社會北京近代大型廟會多在藏傳佛教寺院舉辦，它們浸潤了政治中心的社會生活。清初滿漢分居政策使內城沉寂，隨后官方無力維持低級別藏傳佛教寺院的隔離性，促使護國寺、隆福寺分別在康熙三十八年、雍正初年開放為商業性廟會，形成東西并峙的內城商業娛樂格局；道咸以來，蒙藏風俗逐漸融入，促使雍和宮等高級別寺院衍生出節令性廟會。這兩類公共空間承載著北京日常與狂歡的律動，各族各階層男女在此接觸，柔軟了政治的封閉僵化，促進了北京的社會融合，而非國家—社會兩分。隨著近代邊疆政治變遷，藏傳佛教寺院僧人多由北京人充當，進入一般性城市流動，形成僧—商社會網絡。因曹錕兵變，白塔寺也在民國二年開放為廟會，將東西并峙擴展為三角形商業娛樂格局，強化此網絡。而廟會凝聚的邊疆治理機構、社會網絡又阻礙城市轉型，凸顯皇朝政治遺產、邊疆民族、寺廟塑造的保守性格，使北京文化更趨眷戀傳統。
崔明德：羈縻政策與古代邊疆民族地區治理歷代政治家都從國家戰略和長治久安的高度充分認識羈縻政策的重要意義，把“羈縻之道”視為“圣王之制”。羈縻政策具有豐富內容和鮮明特點，是當時歷史條件下邊疆及其他民族地區社會治理及民族關系良性發展比較理想的制度安排和有效運行模式。羈縻政策的實施及其變革，促進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發展，體現了中央王朝對邊疆及其他民族地區統治不斷加強的趨勢，呈現出由近及遠、由點到面、由局部到整體、由松散到緊固、由間接到直接的走向，映現了羈縻政策在古代邊疆民族地區治理中的歷史作用。
牛芳：以高水平開放促進邊疆民族地區高質量發展?5月15日，由貴州路橋集團承建的納晴高速六枝特大橋順利合龍，為實現納（雍）晴（?。└咚偃€通車的目標奠定了堅實基礎。六枝特大橋位于貴州省六盤水市六枝特區中寨鄉境內，是納雍至晴隆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大橋全長2023.5米，橋面距谷底水面凈空315米。圖為順利實現合龍的納晴高速六枝特大橋。新華社記者陶亮攝
和金保、蔣尉：多元通合 和順有序——藏傳佛教中國化在云南迪慶的實踐探索迪慶藏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是滇、川、藏三?。▍^）結合部，特殊的自然地理、社會歷史、文化環境使藏傳佛教在云南迪慶的影響深遠而廣泛。多年來，云南迪慶積極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藏傳佛教保持了和順有序的良好發展格局。
蒲長春：健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機制?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健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機制，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绷暯娇倳浽谌珖褡鍒F結進步表彰大會上明確指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務”，再次強調要“健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機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一項系統性工程，健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機制是新時代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大課題。
西藏“革命文物進邊疆”聯展活動開幕在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和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60周年的重要歷史節點，為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紅色血脈，促進民族團結、加強邊疆地區思想政治引領和愛國主義教育，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和邊疆長治久安，西藏自治區文物局積極對接國家文物局和相關援藏省市、精心籌備、統籌規劃，推動建立對口援藏省市與西藏文博單位的文物資源共享機制。
張錦花、達寶次仁：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60年的成就與經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的重要內容和制度保障?！绷暯娇倳浀闹匾撌錾羁剃U明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我國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地位，為新時代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指明了前進方向。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實行60年來，社會制度實現根本變革，各族人民真正當家作主，民主權利得到保障，生產力持續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生態文明建設持續加強，實現了短短幾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間奇跡。
卓瑪措：新時代藏傳佛教中國化研究的學術緣起、學理內涵和發展趨勢——基于2013—2023年學術期刊文獻分析藏傳佛教中國化是新時代藏傳佛教工作的根本遵循，也是藏傳佛教傳承發展的方向與時代趨勢，業已成為佛教界與學術界等關注的焦點和研究的重要課題。近年來，圍繞藏傳佛教中國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科學內涵、理論實踐、歷史進程、現實路徑等方面，為藏傳佛教中國化和做好新時代藏傳佛教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考和實踐借鑒。本文主要通過對2013—2023年藏傳佛教中國化研究的相關期刊文獻進行梳理和分析，并結合相應的研究成果就其主要觀點和研究特點作了概括性的歸納和總結，基于此展望未來的研究趨勢。
達瓦央金、霍?。鹤穼ぁ笆澜缥菁埂钡奈幕咨?/a>作為中國的西南邊疆，青藏高原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在青藏高原文明發展進程中，中原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其強大的吸引力使得生活在這里的各民族也相應地產生了強烈的向心力，這兩種力量形成合力，推動青藏高原文明一直向東發展，成為中華文明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史前時代、吐蕃王朝時期以及元朝以后，是古代史中最為重要的三個階段，中原文化產生的影響通過考古和歷史文獻得到充分證實。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指的中原、中原文化為廣義概念，指最初以中原地區為先進代表發展起來的廣義的中原文化，也可認其為青藏高原以東、祖國內陸地區的先進文化。
仁欽扎木蘇：廣仁寺對都市藏傳佛教健康傳承的路徑探索?西安城墻西北角，靜靜地矗立著陜西省著名的藏傳佛教寺院——廣仁寺。這座由清代康熙皇帝敕建的古剎，被人們贊譽為“漢地雪蓮”。作為盛開在關中大地的民族團結之花，廣仁寺在歷史長河中始終為推動民族交融、藏傳佛教中國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貢獻著力量。進入新時代，廣仁寺更通過自身的探索實踐，為都市藏傳佛教的健康傳承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路徑。
韓玉等：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哲學探源及其資鑒意義中華民族為何能延續數千年而不散，“大一統”思想何以源遠流長，其原因須訴諸中國獨特而深刻的文化背景和政治哲學基源。通過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哲學進行探源，對其成因及內在邏輯進行基源性探討，形成較系統的學理闡釋，進而為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汲取中華文明優秀的思想資源和價值底蘊。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哲學是復雜而多方面的，擇其要者主要表征為五個方面：仁民愛物的倫理思想，底定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倫理哲學；昌達的國家思想，蔚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國家哲學；“貞一尚一”的文化觀，涵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大一統哲學；“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因因相襲的中華道統，形塑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道統哲學；厚德載物的寬博精神，蘊蓄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兼容哲學。五個方面的政治哲學思想并列呈現，各自代表不同的哲學面向，同時緊密聯系、形成整體合力，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發展和歷史延續，亦對當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資鑒意義。
郭少妮：贍軍賑民——清代西藏的倉儲制度農業為國之根本，存糧積貯既可以在戰時保障軍需，也可以在荒歉時用以賑恤人民。在以農業為基礎的中國傳統社會，“積貯”有著悠久的歷史，清代在前朝基礎上不斷發展和完善，可謂集大成之朝代。清代西藏倉儲制度萌芽于康雍時期，于乾隆末年完善且形成定制，按類型可分為軍備、商上和宗谿糧倉等。西藏囿于地理環境和交通運輸等多方面原因，與其他地區相比有建倉年代晚、存貯糧食少和軍備屬性強等特征。文章重點圍繞西藏軍備倉儲的形成歷史和發展脈絡，結合西藏其他類型倉儲，論述該制度對邊疆穩定與社會生活，即“固邊”與“賑濟”等發揮的積極作用，嘗試更深入地從歷史實踐探析倉儲制度在凝聚邊疆人民心向中央政府上所發揮的橋梁功能，以及倉儲制度對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雛形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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