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下午，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舉辦第21期“金鬘學術講壇”專題沙龍“吐蕃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本次沙龍邀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教授林冠群，敦煌研究院研究員馬德，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張云，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黃維忠，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楊毛措等5位吐蕃史研究領域的知名學者，以圓桌論壇形式就吐蕃史研究的歷程、現狀、問題與未來方向展開深入對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黨組書記陳宗榮、總干事鄭堆、副總干事李德成出席講壇，來自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和中國社科院等多所高校和科研單位的150余人參加。講壇由歷史研究所所長班瑪更珠研究員主持。

入行經歷：艱辛起步與執著堅守

嘉賓們回顧了自己踏入吐蕃史研究的歷程，普遍反映存在早期材料匱乏、語言門檻高、學術支持不足等困難。林冠群教授回憶在臺灣地區求學時的經歷：當時吐蕃史研究在臺灣極為冷門，資料匱乏，藏文學習條件也十分有限，曾一度被前輩學者質疑選題意義，但憑借對吐蕃史的熱愛，克服語言與材料的雙重困難，逐步走上研究之路，至今堅持40余年。馬德研究員分享了因敦煌研究院的工作需要而轉入吐蕃史研究的機緣：敦煌研究院開始培養藏文文獻研究人員，但因種種原因，早期文獻整理與研究工作屢屢受挫，自己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進入吐蕃史研究領域。張云研究員談到自己在40余年前因考研過程中偶然接觸《新唐書》《舊唐書》等吐蕃史料，從而逐漸踏入這一領域，認為藏文學習是研究吐蕃史的基礎，鼓勵年輕學者打好語言基礎。黃維忠教授回憶了自己從敦煌漢文文獻轉向藏文文獻研究的過程，尤其提到在王堯、陳踐等先生指導下參與敦煌藏文文獻整理的寶貴經歷。楊毛措教授分享了自己在攻讀博士期間從藏語方言學轉向西藏古代史，并最終選擇聶赤贊普為主題撰寫博士學位論文的研究歷程，強調文本細讀與不同文獻比對的重要性。

研究現狀：成果豐碩但仍存挑戰

與會嘉賓一致認為，經過多年的努力，吐蕃史研究已從冷門領域逐漸走向成熟。當前吐蕃史研究已取得顯著進展，尤其在敦煌古藏文文獻整理、吐蕃碑銘解讀、西藏考古發現等方面成果突出。林冠群教授指出，目前傳統題目已基本覆蓋，但敦煌未刊文獻、青海墓葬考古、阿里新出寫本等新材料的不斷出現為吐蕃史研究帶來了新的可能。黃維忠教授談到，西藏、甘肅、四川等地新發現的藏文文獻數量巨大，整理與解讀工作仍在進行中。他認為吐蕃史研究可從以禮儀制度等為代表的文化史以及吐蕃對后世的影響等角度拓展研究視野。

與此同時，當前的吐蕃史研究也面臨諸多難點：一是古藏文解讀難度大，后人對文獻的解讀存在分歧；二是對藏、漢、波斯、阿拉伯等多語種材料整合不足；三是考古材料與文獻材料的結合尚不充分；四是國外學者對漢文史料重視不夠，導致某些結論失之偏頗。馬德研究員指出，敦煌藏文文獻中仍有大量未公布或未系統整理的內容，尤其是宗教類文獻研究遠落后于世俗文書。

材料與方法：多語種、多學科、重實證

學者們指出，吐蕃史研究必須立足多語種文獻，尤其要重視藏文史料與漢文史料的互證。敦煌文獻仍是吐蕃史研究的核心材料，但其解讀高度依賴古藏文功底。馬德研究員指出，當前許多譯著對古藏文原文存在誤譯，呼吁加強多民族學者合作與歷史現場的實地調研。張云研究員指出，吐蕃與唐朝及中亞、南亞關系密切，只有具備多語言能力，才能全面把握歷史脈絡。林冠群教授呼吁，應加強多民族學者合作，避免因語言局限導致誤讀。楊毛措教授以聶赤贊普神話為例，闡述了如何通過文本群研究、結構分析、歷史語境還原等方法，揭示神話背后的政治與文化意圖。她強調，不應簡單否定神話的“真實性”，而應探討其背后的歷史邏輯與社會需求。

海外吐蕃史研究：特點、局限與啟示

學者們認為，海外學者在吐蕃史研究領域展現出一些值得借鑒的優點：他們注重原始史料的批判性運用，在方法論上強調文本細讀、語文學分析和歷史語境的還原，比如根據敦煌古藏文文獻的字體判斷其書寫時間等。同時，海外學者積極推動學術對話與爭鳴，勇于提出新問題、新理論，并通過對神話、儀軌等文化符號的解讀，拓展了吐蕃史研究的深度與廣度。此外，海外學界在藏文史料數字化、跨學科合作等方面也積累了有益經驗。

關于海外吐蕃史研究的局限，林冠群教授結合自身經歷指出了幾個特點：一是注重藏文文獻的語文學分析，但常忽視漢文史料；二是擅長理論構建，但有時脫離歷史語境；三是近年雖涌現了一批活躍的年輕學者，但研究隊伍整體規模較小。他特別提到，海外學者因語言局限，對漢文史料使用不足，易導致研究結論出現偏差，如對吐蕃贊普世系、唐蕃關系等問題的誤解。另外，《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鑒》等漢文史料中關于吐蕃和唐蕃關系的記載雖然豐富，但也存在大量傳聞與誤載，所以要避免直接采信為證據，而應結合藏文史料，通過更細致的考證方法重新審視，從而發現新問題、形成新見解。張云研究員指出，海外研究雖在理論和方法上有可借鑒之處，但其結論需謹慎批判吸收。他建議國內學者應在通曉藏文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漢文史料優勢，增強國際話語權，同時加強與海外學者的對話合作，推動吐蕃史研究的國際化與科學化。

突破路徑：新材料、新視角、新合作

嘉賓們對吐蕃史研究的未來持樂觀態度，并提出以下建議：一是加強文獻整理與數據化工作，尤其是敦煌藏文寫本、吐蕃碑銘、海外館藏文獻的電子化與共享；二是推動多民族學者合作，發揮各自語言與學科優勢，避免“各說各話”；三是引入新文化史、歷史人類學等視角，重新審視神話、儀式、制度等傳統議題；四是注重實地考察，結合考古發現，還原歷史現場；五是加強對海外研究成果的批判性吸收，尤其要糾正海外學者忽視漢文史料的傾向。

學者們普遍認為，吐蕃史研究門檻較高，需具備藏文、漢文及多語種能力，并建議從微觀議題入手，注重語文學訓練和田野調查。林冠群教授、黃維忠教授均提醒碩士生、博士生學位論文選題應謹慎，避免選擇重復或難以突破的題目。學者們鼓勵年輕研究人員要積極參與國際對話，從學術史中尋找新問題。楊毛措教授指出敦煌文獻編號混亂與數字化滯后嚴重阻礙學術進展的問題，呼吁推動文本電子化與國際對話，同時倡導回歸扎實的文本群研究與“甘坐冷板凳”的學術精神。

未來方向：吐蕃史與中華民族發展史構建

與會學者一致認為，吐蕃史研究對構建中華民族發展史具有重要意義。張云研究員指出，吐蕃王朝的統一與發展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唐蕃關系更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范。林冠群教授強調，吐蕃的智慧與策略已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歷史遺產，對今天應對國際復雜局勢仍有重要啟示。黃維忠教授結合唐蕃人物交流、移民安置等案例，對歷史上漢藏民族的深度互動進行了全面的解讀。

結語：吐蕃史研究的價值與使命

班瑪更珠研究員在總結中指出，吐蕃史研究不僅關乎西藏地方歷史，更關乎中華民族發展史的歷史敘事與文化認同。我國各民族共同開拓了祖國的遼闊疆域，祖國西南邊疆的拓展和鞏固，便完成于松贊干布統一西藏高原之時。我國各民族共同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吐蕃時期實現了西藏高原從小邦林立到政權的統一，為元代西藏地方整體納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轄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國各民族共同書寫了輝煌的中國歷史，從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蕃到唐蕃多次會盟，從各種貢賜貿易到互相聯合御敵，中華民族內部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貫穿吐蕃史的始終。我國各民族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傳承至今的藏文創制于吐蕃時期，佛教立足西藏實現于吐蕃時期，多民族文化交流繁榮于吐蕃時期，西藏文化的涓涓細流融入中華文化的江河洪流也加速于吐蕃時期。我國各民族共同培育了偉大的民族精神，從唐蕃會盟碑上的“社稷如一”到桑耶寺烏孜大殿的三樣合一，再到佛教的引進和佛苯的融合，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包容思想、奮斗精神和創新意識，都在吐蕃史上熠熠生輝。可以驕傲地說，我們在吐蕃史研究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同時也必須承認，當前吐蕃史研究在材料、方法、人才等方面仍面臨一些挑戰。但我們相信，在新材料、新視角、新合作的推動下，在推進中華民族發展史研究和建構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過程中，吐蕃史研究仍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金鬘學術講壇”是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精心打造的三大學術平臺之一，本次專題沙龍首次嘗試從“專題學術交流”轉向“系統性學術史總結”，標志著“金鬘學術講壇”的平臺建設進入新階段。基于吐蕃史研究的關注度、與會嘉賓的學術影響力和討論主題的針對性，本次論壇引起學界關注，與會學者在臺上暢所欲言，參會學者在臺下也展開熱烈討論。大家普遍反映，通過這次論壇基本了解了吐蕃史的研究歷程和取得的成績，同時也清楚了研究的瓶頸在哪里，特別是對吐蕃史如何融入中華民族發展史研究有了新的啟發，感到受益匪淺。大家反映類似本次學術活動的形式以往相對少見，能邀請到如此規模的嘉賓團隊，以圍坐討論的方式實現信息的分享、觀點的碰撞、思考的推進實屬不易?；顒佑行Ю藢W者與學者、講述者和傾聽者之間的距離，更易于深入討論，形成共識，是一次很有意義的學術活動創新舉措，希望藏研中心進一步發揮牽頭協調作用，多舉辦類似有特點的學術活動。

未來，歷史研究所將繼續以“金鬘學術講壇”為平臺，強化各個時期西藏地方歷史研究的學術史梳理與總結，為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加強中華民族發展史的研究宣傳教育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