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天竺使出銘”是西藏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摩崖石刻碑文，比舉世聞名的“唐蕃會盟碑”還要早160多年，該銘對于認識和研究唐蕃關系，以及唐代中原、西藏地區與古印度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往來等情況，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5月26日至28日，劉威副總干事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課題組赴西藏吉隆調研期間，于28日從吉隆返回拉薩途中，專程瞻仰大唐天竺使出銘，學習了解碑銘蘊含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

一、碑銘的基本情況

大唐天竺使出銘位于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宗嘎鎮境內的崖壁上，海拔約4200米，距離216國道約200米。題銘現存共24行，約311個字，文字因多年風化侵蝕嚴重，有許多字已不太清晰。

2001年6月，大唐天竺使出銘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21年被日喀則市列為民族團結進步教育基地，也是吉隆縣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吉隆縣政府在大唐天竺使出銘原址上修建的亭臺 

大唐天竺使出銘摩崖石刻

二、碑銘的歷史背景和內涵

大唐天竺使出銘的刻制時間，根據文中“大唐顯慶三年”的年號，系唐顯慶三年（公元658年）的題銘。題銘記述了唐代外交探險家王玄策不遠萬里，在出使天竺（今南亞地區）途中經過吉隆山口時感慨抒懷、勒石記事的過程。王玄策為唐代洛陽人，生卒年不詳，曾任融州黃水縣令，后因出使天竺有功，升任朝散大夫。其一生曾三次（也說四次）出訪天竺，第三次出訪途經吉隆時銘刻此碑文。

碑文大意為，中原大唐初期，國運昌隆，顯慶三年六月，高宗皇帝繼承太宗皇帝的豐功偉業，威嚴和恩德達至四海。故派遣使節左驍衛使王玄策等，率領朝內良家子弟數人一行，奉命出使天竺。王玄策等人一行歷經千辛萬苦，從長安到達小羊同之西的吉隆，見吉隆山水風景壯美，加之出使天竺征程艱辛，聯想到東漢破匈奴于稽落山之后，尚有刻石勒功，記漢威德之舉，而此行動倍于往，更當于此建碑刻銘，以記功德，云云。

三、碑銘的發現和意義

碑銘的主人王玄策，因官位較低，唐代史官只為三品及以上官員立傳，故其在西藏銘刻碑文、出訪天竺的事跡湮沒于歷史長河之中。大唐天竺使出銘未在存世史籍文獻中被記載，除當地百姓外，世人均不知曉，直至1990年被考古工作者發掘，終于使這段沉寂千余年的歷史浮出水面。

歷經1300余年的風霜歲月，碑銘大部分文字還能夠保存和辨識，這應當歸功于吉隆當地藏族人民世世代代的守護。雖然當地百姓不知道這塊刻有漢字的石頭是什么時候刻的、誰刻的，但一直傳說這塊“神石”能帶來好運，所以經常去朝拜，還向它供奉酥油和風馬旗，冥冥之中保護了這一承載民族團結和對外交流重大價值的歷史文物。

1990年，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的馬拉山口要修建水庫，按規劃需要炸毀一些阻礙的石頭，其中便包括這塊石碑。當地群眾祭拜多年，突然要被炸掉，時任宗嘎鄉鄉長羅桑感到很可惜，便將此事告訴當時正在吉隆縣進行文物考察的西藏自治區文管會文物普查隊，隊員霍巍、李永憲、尼瑪、張惠清第二天就從吉隆縣城趕到當地，找到傳說中的“神石”。洗凈巖面上涂抹的酥油后，石壁顯露出一行行殘缺豎書字跡。經過考古學家反復研究推敲，明確了這塊碑文的銘刻年代和內容。

與唐蕃會盟碑一樣，大唐天竺使出銘也是當時唐朝與吐蕃政治關系密切的重要象征。碑文的銘刻、保存和發現，是從古到今我國各族人民共同書寫中華民族悠久歷史、共同維護和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生動體現。現場瞻仰大唐天竺使出銘，了解唐代“外交家”王玄策經吐蕃出訪天竺的事跡，以及碑銘的歷史內涵，讓課題組成員感觸深刻。學習、宣傳大唐天竺使出銘的內涵及背后故事，對于增強文化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北京藏醫院科教處副處長、副研究員羅輝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