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白麗娜，女，1980年生，河北石家莊人，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藏族清代歷史，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史等。

推薦語

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是做好各項工作的基本功。為了推動主題教育成效進一步走深走實，歷史研究所秉承中央大興調查研究之精神，按照中心黨組要求，圍繞當前主要研究任務，精心設計方案，組織全所同志先后前往西藏及四省涉藏州縣相關地方開展涉藏歷史文化調研，旨在了解當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進程，搜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史實資料，考察相關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和利用現狀。本期推薦的是2023年11月歷史研究所同志在西藏拉薩周邊地區，圍繞當前承擔課題進行調研時的部分收獲和感悟，為挖掘歷史實事和講好中國西藏故事服務。

2023年11月9日—15日，由嚴永山副所長帶隊，歷史研究所前往西藏自治區拉薩市及周邊縣鄉圍繞有關課題開展調研工作。期間，課題組走訪了寺廟、歷史遺跡、博物館、檔案館等，主要考察了當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實故事、相關遺跡、文物、文獻的保存現狀及宣傳情況等。西藏檔案館、西藏博物館以及“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舊址陳列館”（以下簡稱陳列館）【圖1】所藏大量有關“駐藏大臣”的藏漢文字檔案以及圖片、實物資料對歷史研究大有裨益。陳列館這一真實還原駐藏大臣在藏工作生活場景，集中體現駐藏大臣治藏各類信息的調研點特別值得關注。

陳列館坐落于拉薩大昭寺以北的八廓街北街之上，它原是著名的“八廓街北院”，又是第一處駐藏大臣衙門——沖賽康（通司崗）衙門。駐藏大臣是清朝中央政府派駐西藏地方代行主權之官員，在雍正五年（1727）至宣統三年（1911）的185年間，共有132位官員赴藏任職。在駐藏大臣的努力下，西藏地方始終處于清朝中央政府的管轄之中，西藏地方的安全、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轉都得到了保障，西藏地方與祖國內地之間的交往互動明顯增多加強，極大促進了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駐藏大臣也因此在清朝中央與地方關系史上占據著特別重要的地位。駐藏大臣衙門便是駐藏大臣在藏辦公及居住的場所。實際上，歷史上曾先后出現過四處駐藏大臣衙門【圖2】，即沖賽康衙門、珠爾默特舊宅改建之衙門（甘丹康薩和桑珠康撒）、札什城衙門和魯布（朵森格）衙門，均造于拉薩城內并與軍營相鄰。除沖賽康衙門外，其余三處衙署建筑已不見痕跡，因此，陳列館便選建在沖賽康衙門舊址之上。

沖賽康衙門始建于雍正五年，即駐藏大臣制度正式建立的當年，棄用于乾隆十五年。是年，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在這里誘殺了勾結準格爾部，意圖謀反的西藏郡王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二人在變亂中遇害，該衙門亦遭焚毀。為了表彰和紀念這兩位駐藏大臣的英勇事跡，乾隆皇帝下令將這里改建為祠堂。18世紀末，清朝中央政府在驅逐廓爾喀入侵勢力后對“雙忠祠”進行大規模修繕并刻石以記【圖3】。終清一代，“雙忠祠”都受到西藏地方漢藏僧俗官員民眾的祭祀供奉。至辛亥革命后，這里先后被用作郵局、警察局等機構。至西藏和平解放后，這里被分配給當地百姓居住，并得名“八廓街北院”。至2012年，陳列館改建工程啟動，居住在這里的144戶居民被整體搬遷至貢布塘的現代化公寓。2013年7月1日，陳列館正式開館并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免費開放。陳列館根據歷史流傳下來的唐卡上的圖案【圖4】，不僅仿古復原了當時房屋內外的構造格局，還對部分沿街建筑進行了修復。陳列館以“唐、宋、元、明四朝中央政府治藏介紹”為開篇，以“清政府駐藏大臣治藏事跡專題展”“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舊址復原陳列展”“清政府駐藏大臣詩詞書畫生活展”“民國中央政府治藏事跡專題展”以及“中國共產黨治藏新紀元展”五個專題展為主體，通過展廳陳列、復原陳列、場景展示、圖版展示等表現形式，展出各類文字、圖片、實物資料數百件，充分表明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充分體現歷代中央政府對西藏有效施政管理和行使主權。

陳列館不僅通過展示奏折、著述、上諭、咨文、飭令、告示、章程、條約、斷牌、令牌、翎照、執照、火票、信函、照會等相關檔案原件及實物照片，真切展現出駐藏大臣行使行政、軍事以及外交職權【圖5—10】；還依據相關資料復原出駐藏大臣衙門主要的機構設置以及一些生活的場景和細節。

陳列館內布置有：“夷情房”，負責管理西藏地方官員、大活佛、達木八旗、康屬漢族等相關事務，并向蒙古僧眾等相關人等發放路票；“譯字房”，負責奏折、公文等翻譯；“印房”，負責執掌駐藏大臣印信及禮儀、人事等相關事務，下分滿印房和漢印房；“折房”，負責起草奏折、公文等；還有“議事廳”和“公堂”。駐藏大臣每十天就要召集幕僚及地方官員在議事廳開會商討西藏地方重大事務。至于公堂，因其象征駐藏大臣的地位和權威，故為衙門內最為重要的建筑，迎接圣旨、節目慶典、重大案件審理、重要政務活動舉辦以及新官到任儀式等均在此進行。從這些衙門的內設機構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駐藏大臣日常工作的運轉流程。

陳列館內復原出部分駐藏大臣的生活場景。清朝中央政府將衙門設定為駐藏大臣辦公、居住的兩用之所，其辦公區和居住區的界限比較分明，即外衙用于辦公，內衙用于居住。這一點在沖賽康衙門體現不明顯，大概由于它是第一處衙門的緣故。沖賽康衙門的建筑面積較小、布局也比較簡單，沒有層進式的院落，不好區分內衙與外衙，但之后三處衙門內外衙的區分便非常明了。駐藏大臣有泰在其“駐藏日記”中曾對魯布衙門的這種區分進行過詳細的描述。此外，清朝中央政府還規定正副大臣需同駐一處衙門，然而，諸大臣卻各自擁有相對寬松的獨立空間。沖賽康衙門被置于正中的臺階一分為二，左右各有一個小小的院落，若按照后面三處駐藏大臣衙門的慣例（它們都擁有兩處院落，正副大臣分居其一），駐藏大臣二員駐扎時（雍正五年至乾隆十五年間，駐藏大臣的員額并未固定，多為二員，但也有多員和一員的情況）當分居其一。陳列館復原出傅清、拉布敦兩位駐藏大臣的臥室以及傅清的會客廳等，雖然，房屋建筑是藏式風格，但同辦公場所一樣，生活場所內的布置則基本上都是漢式風格。其中，傅清的臥室就是誅殺謀叛郡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的場所，他的會客廳則是置留郡王屬下羅布藏扎什等人的場所。從駐藏大臣的生活場景可以看出，西藏地方的自然環境較為惡劣，但清朝中央政府在原則范圍內盡量為駐藏大臣提供了舒適的生活環境。

陳列館中還展出了駐藏大臣官服上的“補子”、駐藏大臣乘坐的“官轎”【圖11】、駐藏大臣出行時的“儀仗”、駐藏大臣赴藏上任時被西藏地方官員迎接的“官驛（亭）”【圖12、13】、駐藏大臣的“關防”、清朝中央政府賜給駐藏大臣的“賞牌”【圖14】以及駐藏大臣向皇帝進獻的具有藏族特色的禮物【圖15】等實物、遺跡圖片。這些細節看似無關緊要，實際上卻蘊含著大量信息。

如“補子”，清代官服的前胸后背各綴有一布塊，上面繡有不同的飛禽走獸，這個布塊被稱作補子，清代官服亦被稱作補服。補子有兩個用途，一是用來區分文武職別，即文官的補子上繡的是禽類，武官的補子上繡的是獸類；二是用來區分官品等級，官品等級不同補子上的圖案亦各不相同。據研究，擔任駐藏大臣的官員既有文官又有武官，且文武官員的選擇具有一定的規律性，擔任駐藏大臣官員的官品等級不一（從一品至正六品），且官品等級的分布也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在考證駐藏大臣文武職別和官品等級時，相較于由史料相關記載推導得出，以“補子”上的圖案作為依據則更加直觀和準確。

再如“官轎”，在清代，官轎的材質以及轎夫的數量都會因官員官品等級的不同而不同，且只有文官才可乘轎，武官即使官至一品也不準乘轎只能騎馬，因此，官轎也是區分官員官品級別和文武職別的重要依據。然而，由于西藏地方情況特殊，這項規定在針對駐藏大臣執行時有所變通。大概是因為西藏地方路途遙遠，武職駐藏大臣在赴離藏途中也并非不能乘轎，但朝廷依然會對武職駐藏大臣赴離藏途中騎馬行進的行為加以贊賞，如武職駐藏大臣隆福曾被朝廷賞給都統銜，原因之一便是其在赴藏途中雖年逾六旬尚堅持騎馬行走。此外，在西藏，駐藏大臣是除了達賴喇嘛外唯一有權使用轎子的人，因此，駐藏大臣乘轎出行亦是其崇高地位的重要體現。需要注意的是，出行時只有正大臣才能乘轎，副大臣只能騎馬。清朝中央政府雖因西藏地方情況特殊故未對正副駐藏大臣的職權范圍作明確的分工，而是要求正副大臣遇事和衷共濟、公同商議，但在具體待遇上，正副駐藏大臣依然存在差異，上述現象便是例證之一。

此外，陳列館中亦列出了雍正五年駐藏大臣制度正式建立至宣統三年駐藏大臣制度完結的185年間，擔任駐藏大臣官員的人數和詳細名單。歷來學界在駐藏大臣人員人數問題上都有著不同的說法，近年來，筆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分析駐藏大臣的界定標準，對官員的駐藏大臣身份進行了重新界定，即清朝中央政府共派出駐藏大臣132人、167人次。關于駐藏大臣的任職情況較為繁復，在統計時會出現重復的現象，故筆者提供的相關數據與陳列館中所列稍有出入，需待日后再行溝通確認。

清代，駐藏大臣衙門是清朝中央政府派藏官員代表朝廷行使對藏主權的機構。今天，在其舊址上建造的陳列館則是對外宣傳西藏自古就是中國一部分重要觀點的重要窗口和基地，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值得推薦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插圖

圖1：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舊址陳列館

圖2：各駐藏大臣衙門分布圖

圖3：雙忠祠碑

圖4：沖賽康（通司崗）衙門舊貌府視圖

圖5：駐藏大臣聯豫發江達汛木斛

圖6：駐藏大臣監造各種藏幣

圖7：駐藏大臣恩麟題磨盤山關帝廟匾額

圖8：駐藏大臣聯豫辦《西藏白話報》

圖9：駐藏大臣松筠、和寧巡邊紀事碑

圖10：駐藏大臣奎煥與亞東關正稅務司間的照會

圖11：駐藏大臣出行時的官轎

圖12：太昭接官驛

圖13：吉彩洛定接官亭

圖14：朝廷賜給駐藏大臣的賞牌

圖15：駐藏大臣傅清獻給乾隆帝的藏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