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情況

（一）歷史沿革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成立于1986年，原名歷史宗教研究所，1999年與宗教所分開后改今名。歷史研究所經過35年的發展，在全國藏學研究領域，特別是藏族歷史研究領域具有一定的學術影響力和地位，歷史所前輩鄧銳齡、陳慶英等知名學者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歷任所長陳慶英、周源、張云的帶領下，目前的歷史所承前啟后，隊伍整齊，發展勢頭良好。 

（二）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西藏古代史、近現代史、當代史、邊疆史四個研究方向。

（三）人員構成

現任所領導是馮智副所長（主持工作）、嚴永山副所長。目前在編人員11人，由漢、藏、蒙古、回、納西、達斡爾等6個民族組成，其中正高職稱5人，副高職稱2人，中級職稱3人，實習助理1人；全所8人擁有博士學位。

二、主要研究成果

歷史所成立以來，先后承擔和完成多項國家重大項目和重點課題、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及系列應急任務，取得了豐碩成果，在國內外藏學界形成了一定的影響和地位。

（一）承擔和完成重大科研項目和重點課題

1. 國家重大項目《西藏通史》國家財政專項撥款重大科研課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重點課題（2002—2015年）。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原總干事拉巴平措主持，歷史所承擔，組織全國90余位專家參與撰稿完成。由拉巴平措、陳慶英總主編，張云執行總主編《西藏通史》（8卷13冊，900余萬字，中國藏學出版社， 2016年4月），獲得藏學研究珠峰（中國藏學研究珠峰獎）特等獎和國家圖書出版獎。

2. 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研究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計劃重點課題，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重點課題（1986—1990年）。原總干事多杰才旦主持，歷史所承擔，1995年完成。出版《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研究》（上、下冊，98萬字，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年），多杰才旦主編，鄧銳齡副主編，鄧銳齡、陳慶英、張云、祝啟源著。

3. 達賴喇嘛轉世系統歷史及現狀研究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重點課題（1998—2003年）。陳慶英主持。馮智、熊文彬、王維強等參與。出版專著《歷輩達賴喇嘛生平》（藏文，80萬字，民族出版社，2000年）、《達賴喇嘛轉世及歷史定制》（10萬字，五洲傳播出版社，2003年）、《歷輩達賴喇嘛生平形象歷史》（59萬字，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

4. 西藏歷史若干重大問題研究，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重點課題，拉巴平措主持，歷史所承擔，包括七個子課題：《西藏行政區劃沿革研究》（陳慶英）、《西藏地方政治制度研究》（張云）、《明代藏漢藝術交流研究》（熊文彬）、《藏族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發展進程中的地位》（馮智）、《“藏獨”的由來》（周源）、《蒙藏關系史》（格桑達爾基）、阿瑪爾·考爾·賈斯比爾·辛格《喜馬拉雅三角：英屬印度與西藏、錫金和不丹關系史，1765—1950年》及《印度事務部圖書檔案館藏1765—1950年間西藏、錫金和不丹歷史之原始資料指南》翻譯（梁俊艷）。

5. 西藏政治史研究與藏文文獻翻譯整理，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重點課題，張云主持，包括七個子課題：《西藏地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張云）、《清初西藏地方政治史研究——以翻譯〈五世班禪自傳〉為資料中心》（馮智）、《藏傳佛教蒙古高僧傳》（格桑達爾基）、《20世紀40年代西藏重大政治事件研究》（梁俊艷）、《新近公布的涉藏檔案與清朝對西藏地方的治理》（孟秋麗）、《西藏近代史上的格魯派高僧》（邱熠華）、翻譯和注釋《西藏王統世系水晶鑒》（嚴永山）。

（二）目前承擔的重點課題

1. 國家重大課題《西藏文化史》。歷史所張云擔任元代卷的主編，嚴永山擔任吐蕃卷副主編，梁俊艷、孟秋麗、邱熠華等參與元代卷、清代卷、民國卷、當代卷等撰稿。

2. 中心重點課題“西藏文化史專題研究”。歷史所承擔，張云、馮智、嚴永山主持，分八個子課題，分別由張云、馮智、嚴永山、格桑達爾基、梁俊艷、孟秋麗、邱熠華、白麗娜承擔各項子課題。

3. 中心應急重要課題《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鄭堆總干事主持，歷史所承擔。鄭堆主編，馮智、嚴永山副主編。

（三）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和青年基金課題  

2020年獲批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中國西藏與南亞各國關系的歷史、現狀與未來研究》，張云研究員主持，嚴永山、梁俊艷、邱熠華參與。

承擔國家社科基金特別項目“西藏工程”課題，張云完成專著《多元一體國家中的西藏》，梁俊艷翻譯著述《驗證西藏：回應<西藏百題問答>》《西藏，中國和印度》等。

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上古西藏與波斯文明”，1997-1999年，張云獨立承擔，評為優秀等級；嚴永山獨立承擔“古代藏族與西域文化關系史研究”（2021年已結項）；孟秋麗先后獨立承擔“雪域舊旅：清代西藏游記研究”（2009—2012年）、“雍和宮檔案與清代藏傳佛教治理研究”（2021年完成）；魏文承擔“11-15世紀藏傳佛教上樂教法在西藏、尼泊爾和河西的傳播”（2015-2018年已結項）。

（四）基礎研究主要成果

1. 譯著

歷史所的專家學者大多具有較為扎實的專業基礎知識、藏語文條件和較為良好的外語條件。翻譯出版了大量藏文歷史文獻，陳慶英的系列譯著為藏學研究貢獻頗大，代表性的如《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東嘎·洛桑赤列著，陳慶英譯，民族出版社，1985年；西藏人民出版社，2008年）、《漢藏史集》（達倉宗巴·班覺桑布著，陳慶英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1999年）、《五世達賴喇嘛自傳》（上中下三冊，阿旺羅桑嘉措著，陳慶英、馬連龍、馬林合譯，中國藏學出版社，1997年）、《薩迦世系史》（阿旺貢噶索南著，陳慶英、高禾福、周潤年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2002年；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年）、《蒙古佛教史》（固始噶居巴·羅桑澤培著，陳慶英、烏力吉譯，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和歷代達賴喇嘛傳（陳慶英、熊文彬、馮智、王維強等譯，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等等。同時，歷史所還翻譯出版了多部英文藏學著作，如《中部西藏與蒙古人》（伯戴克著，張云譯，蘭州大學出版社，2012年）、《西藏繪畫史》（大衛·杰克遜著，向紅茄、謝繼勝、熊文彬譯，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青年學者梁俊艷翻譯出版了阿拉斯泰爾?蘭姆的系列著作，如《中印涉藏關系史（1904-1914）——以“麥克馬洪線”問題為中心》（阿拉斯泰爾?蘭姆著，梁俊艷譯，張云校，72.4萬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中印涉藏關系史（1914-1950）——以英帝國外交史為中心》（阿拉斯泰爾?蘭姆著，梁俊艷譯，張云校，80余萬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中印拉達克邊界》，（阿拉斯泰爾·蘭姆著、梁俊艷譯，中國藏學出版社，2020年5月）。

2. 專著

歷史所長期以來重視學科建設，加強基礎研究，將基礎研究與當代和現實問題研究并重，出版了大批具有較高學術水平和價值的研究成果，拓寬了研究領域，深化了研究主題，為西藏歷史研究做出了獨到的貢獻。

歷史所學者出版了《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上下冊）（中國藏學出版社，2004年）、《陳慶英藏學論文集》（上下冊）（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等高質量的學術論文集。歷史所學者還出版了一些在藏族史領域有較大影響的專著，如：《清前期治藏政策探賾》（鄧銳齡著，中國藏學出版社，2013年）、《元明兩代中央與西藏地方的關系》（鄧銳齡著，中國藏學出版社，1989年）、《帝師八思巴傳》（陳慶英著，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2002年，2007年）、《蒙藏關系史大系·政治卷》（陳慶英著，西藏人民出版社、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2年10月）、《藏族部落制度研究》（陳慶英主編，中國藏學出版社，1995年，2002年）、《達賴喇嘛轉世與歷史定制》（陳慶英著，五洲傳播出版社，2003年12月）、《上古西藏與波斯文明》（張云著，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年）、《唐代吐蕃史與西北民族史研究》（張云著，中國藏學出版社，2004年）、《絲路文化·吐蕃卷》（張云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1996年）、《元代吐蕃地方行政體制研究》（張云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西藏歷史與現實問題論集》（中國藏學出版社，張云著，2014年）、《西藏歷代的邊事邊政與邊吏》（張云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多元一體國家中的西藏》（中國藏學出版社，2017年）《元代藏漢藝術交流》（熊文彬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清代治藏軍事研究》（馮智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滇藏政教關系與清代治藏制度》（馮智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英國與中國西藏（1774—1904）》（梁俊艷著，蘭州大學出版社，2011年）、《清末民初亞東關稅務司研究》（梁俊艷著，中國藏學出版社，2017年），等等。

3. 公開發表的論文

歷史所的專家和學者，立足于自身優勢，在藏族古代史、近現代史、當代史和邊疆史等各領域，發表了大量高質量的論文。這些論文影響較大、學術價值很高，為推動藏族歷史研究及藏學事業發展作出了貢獻。如鄧銳齡先生在明清西藏歷史研究方面貢獻突出，陳慶英研究員在蒙藏關系史方面頗有建樹，張云研究員在早期西藏文明史、元代西藏歷史等領域均有創建，馮智研究員在云南藏族史方面有突出貢獻，格桑達爾基長期致力于蒙藏關系研究。嚴永山、梁俊艷、孟秋麗、邱熠華等同志近年來不斷推出新作。因論文數量較大，此不贅述，可參見個人情況介紹。

（五）積極參與涉藏智庫建設，現實研究成果豐碩

藏學研究具有較強的政治屬性，歷史所積極踐行“兩個服務”的宗旨，認真貫徹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精神，積極參與涉藏高端智庫建設，承擔和完成了一系列上級和中心交給的重要現實任務或應急課題，多次獲得中央領導肯定性批示，在現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