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歲的時候，我頂著"新中國培養的第一個藏族博士"和"新中國培養的第一個人類學博士"的兩個光環，于1986年走進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大門。從此我作為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定不移地信仰馬克主義理論的藏研人，走遍青藏高原山山水水，為黨和人民的崇高藏學事業，年年進藏進行人類學的田野考察。

我記得我到藏研中心后參加的第一個國家科研項目就是《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形態》，我為此感到榮幸。因為我堅持西藏社會與全人類社會一樣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從原始社會到階級社會的社會發展進化論和階段論。我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和觀點，堅持證明舊西藏就是封建農奴制社會。迄今我無論發表論文還是學術講座，依然旗幟鮮明地高舉馬克思主義理論大旗，堅持認為承認不承認解放前的西藏是封建農奴制社會，是馬克思主義藏學家與非馬克思主義藏學家的分水嶺之一。我們的理論依據就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重要目的就是砸碎西藏舊制度，解放百萬農奴。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今天我發自內心為培育我成長壯大的母親——中國共產黨高呼一聲"萬歲！萬萬歲"。毫無疑問，我是黨的藏研人。我從事藏研工作就是為了我們的黨，為了我們的國家，為了西藏和四省涉藏州縣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改革開放后我應邀走遍半個世界，在世界頂尖大學的講堂上我旗幟鮮明地闡述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和人類社會發展觀。我在國外講課雖孤身一人，但我敢于與“藏獨”分子的頭子公開辯論，用我田野考察的第一手資料證明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共產黨是西藏人民的救星。我們的黨經過這次疫情大考驗再次證明是真正為人民謀福利的最好的執政黨。在美國一次偶然的辯論中我公開地告訴達賴的大哥，沒有中國共產黨解放西藏和四省涉藏州縣，我就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農奴或小喇嘛。我就不可能今天來到美國與你平起平坐地討論西藏問題。  

是的，有一個生育我的母親叫梅朵拉措，為我的成長含辛茹苦，最后不到六十歲時雙手夾著我從成都寫的最后一封信而靜靜地在床上死去，我曾為此痛哭流涕。但我永遠不會忘記她給我留下的唯一遺囑就是"不要忘本，不要忘記中國共產黨的情。"從此我覺醒，我認識到我這一生有了兩個親愛的母親，一個是生我的母親梅朵拉措，一個是培育我長大的母親——中國共產黨。為了不忘初心，為了報答黨幾十年如一日的養育之恩，我牢記使命，兢兢業業為黨的藏學事業工作了四十多年。作為藏研人，我在祖國的首都北京，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崗位上奮斗了二十多年。我永遠不會忘記當年江澤民總書記在神圣的人民大會堂親自給我頒發獎狀時，我感到無上的自豪和驕傲。因為這是母親對我健康成長的肯定和認可。

今天是我敬愛的母親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歲。我沒有什么重要的禮送給黨。作為新中國的藏研人，我要給母親匯報，我退休沒有褪色。我依然在藏學領域辛勤耕耘，為培養更多的馬克思主義藏研人站在講臺上。為報答黨的培養大恩，我愿做一個永遠發揮余熱的藏研人。

（格勒，藏研中心原副總干事）